当程序员自发反抗“”，当老实人被扣上“小白兔”的帽子，当中年和中层管理者被老东家清洗，很多人才意识到，狂奔了20年的中国互联网已然疲态尽显。
加班之于大多数人不过是讨厌又难免的倒霉事，大家保持着勉强的容忍，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没有加班文化的团队是烂团队”这种妙论，也不意味着反抗就是“白左脑残”，每个人只是基于自身竞争力和在食物链所处地位而作出本能反应。
试图在事件中寻找违法成分并不现实，虽然“CCTV今日说法”等一众官微站出来发声，但实际效果存疑，千万不要把80多家主流科技互联网公司深思熟虑的选择以及他们动辄数十人的法务部门当成废柴。
值得讨论的其实就两个问题。
第一，如此付出是否获得了相应回报？
按照职场潜规则，加班最后反映出来多半是调休而不是加班费，但对于工作时间都不够用的企业，调休有多大意义？所以有空骂街不如学点请假技巧更实惠。
第二，是否达到过劳的标准？
年10月，日本根据《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制定了《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皮书》，规定2-6个月之内每月加班达到80小时以上，就会认定是企业担责的过劳死，电通公司那位26岁白领高桥茉莉轻生，成了导致CEO辞职的首个案例。按照的标准，每月累计加班时长高达小时，累死三次都够了。
电通副社长中本祥一等高管鞠躬致歉以清理小白兔为名，行裁员之实是另一个问题。
裁员这事，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包装成一种现代管理理念自然就有了信众，如周鸿祎所说，表面人畜无害的小白兔会让企业成为死海，随后掀起一场“把兔子赶走，把股票分给新狼，人人争当头狼”的运动。这种措施无所谓对错，非要评价的话，你要看它背后的真实语境。
老板眼中的好员工什么样？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是A级人才，乔布斯说过，这类人强到你根本不需要呵护他的自尊心，随便扔到一个坑里就能创造惊喜，但这种人有多少，乔布斯数了半天，苹果历史上就5个。
还有一种是自嗨型的，一天到晚热血澎湃，老板随便甩两个金句就能被代入到睡不着觉，他们是所有事业取得成功的基石。
乔布斯所谓的A级人才可遇而不可求，这种人挫折再大也不会失败，乔布斯自己就被开除过5次，但遗憾的是，数据显示，这类人不到总人口的0.08%。
任正非曾说，“钱给够了，不是人才也变成人才了”，然而大多数公司做不到华为的薪酬吸引力，所以老板们的要求很简单：如果你不是万分之一的牛人，最好不要瞎BB了，老老实实加班，如同搜狗王小川说的，“不认同公司制度的人，要么适应，要么反馈建议努力帮助公司提升改进。跑出来嚼舌头，算啥？有种就赶快滚”。
在这个僵局中，最倒霉的是中年和中层危机叠加的那些人。
很多中国公司（并不只是互联网公司）希望赶走不思进取的老员工或已经无法贡献价值的中层管理者，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纯粹是一种普通的经济考量。
但同为东亚文化的日本为什么会发现展出终身雇佣制？
因为日本和德国经济都是传统制造业起家，经验丰富、技术熟练、手艺精湛的高级技工被神化，工匠精神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终身雇佣有利于避免恶性竞争。
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经济没有这个羁绊。
第一，互联网的伟力就在于消除底层工作的技术差异；
第二，摩尔定律决定了技术迭代不断加速；
第三，后喻文化使得经验积累让位于学习能力；
京东守则把这几种情况跟员工逐个对应了起来，分别是不能拼搏的人，绩效差的人，性价比低的人，推行，抛弃老员工，清洗中层，都是为了创造流动性，制造危机感，地球没谁都转，也没有谁是不可以牺牲的。
然而最大的质疑随之而来，所有这一切管用吗？
挽狂澜于既倒当然没戏，有用的是这个姿态本身。
不管大家对于加班、裁员有多大反感，现实氛围已经形成，当一个行业或一家公司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内部整肃。
不管多少人说狠抓考勤是一个公司没落的开始，仍然会有很多老板迷信延长工作时间可以分泌忠诚，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所以，加班和裁员就是转嫁危机的一种手段。
对创业公司来说，加班是融资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投资人可能看技术，看运营，看市场，看团队，看营收，看盈利，但没有任何投资人看好一家正常打卡的公司。
大家其实都理解企业的苦衷，理解华为的“自愿奋斗”协议，理解京东取消快递员底薪，理解有赞关于年假的说法，理解搜狗王小川的愤怒，理解腾讯的提前退休关怀，理解罗振宇怒怼团建，理解拼多多的双班倒，理解人人车的种子合伙人计划，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动机说得那么有理有节，非要把员工说得那么不堪。
所有企业都是以赚钱和弄死友商为目标，互联网既不高尚，也不卑微，马云、马化腾的光环之所以比王健林耀眼，因为在典型的互联网语境下，这个成功是可以复制的，这是互联网能把加班弄成文化，还充满仪式感的根源所在。
骚操作很多，比如一天三顿饭的食堂，自己养猪种菜，期权计划，开放办公，精心设计的职级上升通道，以及逼着你成为快手和抖音网红的团建和年会活动等等。一旦拒绝入彀，就有很多大帽子等你，懒惰、平庸的年轻人，上了年纪的老白兔等等。
事实是，这个世界只有很少几种工作可以靠信念而不是金钱驱动。
比如教师，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侦破命案的警察，寄托了无辜冤死者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
以及消防员，要拿自己的命去换别人活着的机会。
还有医生，再厉害的人在疾病面前也是无助的。
除此之外，任何单纯以创造财富为目标的经济活动，你应该也必须支付对等的酬劳。
回看历史，我们发现所谓互联网治理其实就是清流*治和胥吏文化的升级版。
传统的中国式治理是双层运作。
顶层是官，科举制度创造的学者型官僚体系，看起来持续、稳定、高效，让后来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都不明觉厉。
底层是吏，包括精明的师爷和能干的胥吏，他们地位卑微，没有恢宏的*治抱负，但掌握某种专业知识或技能，能够垄断某项工作。
二者形成奇异的错配，官员按照四书五经的教义传播牧民之道，师爷负责拆分出可执行的KPI，胥吏的任务是不择手段的加以实现。
本质上，今天的互联网公司仍由这三类人组成。
在一个企业的常见架构中，创始人相当于古代的高官，负责指明方向，规划战略，顺便谈谈理想，聊聊情怀；CXO相当于师爷，在帷幄之中制定各种战术，并监督执行；码农、运营、产品、营销等等就是胥吏，在漂亮的愿景下背负着不那么干净的KPI。
总要有人干脏活儿。
历史上，书生型的官员从不跟胥吏讲理想，谈抱负，只是把后者当成没有感情的执行工具，为什么？因为价值观根本传导不到这个层面。
这倒有两个好处，胥吏既不必费神去听烦人的道德说教，当然也就不必为这个体制的任何错误承担责任。
今天的互联网公司把两个漏洞都堵住了，你想柴米油盐都不行，必须有诗和远方，自带理论加持，不想听就滚，谁反对谁是白左；傻干、苦干、从一而终也不行，互联网没空陪你一起慢慢变老。
所以，享受互联网的摩登时代吧。